记者：所以我们经常说，儒学也是一种关系学。
权利是个体所享有的，但其正常享有却必须依赖其他个体或共同体的作为或不作为。尤其晚近以来在严格实证主义法学的主导之下，法治在道德法律化进程中渐行渐远，乃至有了恶法亦法式的冰冷说辞。
[②]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所承载的反抗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政治使命以及对于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深刻影响了乃至缔造了西方国家其后数百年的政治传统。[28] 转引自韩升：《生活于共同体之中——查尔斯·泰勒的政治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现行宪法规定的有关公民应承担的义务，即是对此类宪法内在义务的表达。转型期宪法应围绕此，采取妥适路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利指出：人性是一种给定物，一个人的‘本性要通过天赋、个人活动和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才会从大量的可能性中产生出来一样，人类通过社会途径才能塑造出其本身的真正本性。
传统法学理论对于义务的理解，一般持的义务是工具性的、义务与权利相对应的的观念，这其实是对义务概念的狭义理解。美国学者格伦顿在对美国式的权利话语进行考察后，不无忧虑地说道：（权利话语）导致了对于独立而张扬的形式化的偏好，对于责任的近乎失语，对于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的过度忠诚，通常在无视市民社会中间群体的情况下对个人与国家的关注，毫无愧意的偏斜等。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
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礼部的覆奏为何选择在此时上呈，尚无直接的文字可以考索。[40]对于这种将政治异议归于三儒影响的说法，支持者自然不能无辨。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积极推动立宪的官僚派别，也不可能赞同革命，所以支持者在指出三人思想合于立宪精神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他们与西方学说的差异。
[28]曾国藩谓：[ 王夫之] 殁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55]比如章太炎就斥其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并举其废疾六条，称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见章太炎《代议然否论附虏宪废疾六条》，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年版，第100 页，原载《民报》第24 期（1908 年10 月）。
礼部的覆奏首先以清朝自己的文化政策化解了三儒的遗民身份问题，称清朝向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岂有转设文网以绳前朝遗老？其实此时三儒曾经的反清历史早已不是问题，相反正是到了危亡关头而需要表彰名节的时候。在这场争论中，胡思敬主张保留军机处，因为军机处不设定员，同堂议事，无论官职崇卑，不相统摄，如果设立总理大臣，统一处理政务，那么无论是用亲藩还是满汉大臣，皆可恣睢自擅，窃弄权柄，启奸人窥伺之渐，日后必然酿成日本幕府将军之局。[48]《军机大臣世续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1—2 页。梨洲谓：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名，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606—5607页。但是，这篇拟奏在礼部就没有通过，礼部右侍郎郭曾炘为之大幅删改，不仅将拟奏中对王夫之、顾炎武不利的词句删去，语气也改得较为和缓，更将指斥《明夷待访录》的3700余字进行删汰，改称黄宗羲虽然大节无亏，不过立言间有纯驳。（12）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惠铭。
（5）农工商部（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道员袁思亮执笔）。[23]《法部侍郎绍昌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8 页。
三礼部收到说帖之后，先由左侍郎张亨嘉起草覆奏稿。奏稿拟定以后，张亨嘉请大学士张之洞为之修改润色，张之洞增加了200 余字，特别提到三儒秉性忠贞，实足辟乱党无君之邪说，算是对相关质疑的一点回答。
以及自己的态度：吾独不谓然，反复再补牍。[67]涵秋[雷瑨]：《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上海《文艺杂志》，1915年第8期。于顾炎武，称其为学惩明季之弊，矫枉过正，有用无体，君子讥之，且耽于考据，忽略心性之学，论风俗礼教则恺切详明，言性命一贯则含糊影响。《清史稿?孙家鼐传》及《清史列传?孙家鼐传》亦有记载，不过时间有误，具体辨正见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明清人物与著述》，第93—94 页。为臣者不当跻身于仆妾，而以服役为务。[60]《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奏》，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卷，第8页。
于王夫之，称其说经之书议论偏激，多驰骤纵横之辞，少优游和平之致，乃有言者之言，非有德者之言，史论则好翻案而不得其平，逞异论而不轨于正。[26]其实无论三儒的形象经历了何种变迁，历来都无人将他们视作纯粹的理学家，之所以朝廷之上广泛出现这样的言论，无非是为了迁就孔庙从祀的标准，这也说明，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另有缘由。
黄宗羲学本姚江，而见理甚浅，所辑《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会，语多流弊，所以其命名虽比于箕子，而立志实托于殷顽。[67]看来，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张之洞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赵启霖是湖南人，晚年又曾担任多年的船山学社社长，有学者据此认为，他的本意仅仅是争取从祀王夫之，之所以也拉上顾炎武和黄宗羲，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一乡阿好的嫌疑。例如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伊克坦、陈名侃联名的说帖称：考该故儒平生，炎武奉母命而终身为遗老，宗羲遭亲难而哭声震大内，夫之易父质而遍体皆创痕，纯孝卓操，卓绝今古，其足以升祔者一也。
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宗室瑞贤、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叶在琦的联名说帖委婉地说，三儒的政治构想皆具有次第施设之方，不同乎治丝而棼，操切而反害事者。[49]其实黄宗羲相比于孟子来说，决不仅是辞气激烈与否的问题，《明夷待访录》中所表达出来的新的君民、君臣关系，实际上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具体化与推进，而清末所要建立的宪政框架下的君民、君臣关系，以权力而非道德为其根本，已经完全超出了儒家的范围，与黄宗羲的设想又不相同。礼部奏请仿照会议政务章程，由各部衙门开送说帖，将三儒应准应驳之处详细说明。相比之下，王在宣的说帖就表现的更为全面且深入。
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13）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京畿道监察御史沈潜（赵启霖代作，见《赵瀞园集》，第6 － 8 页）。
[35]《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1—436 页。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上谕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
[8]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5页。[44]张亨嘉去后，礼部另由仪制司郎中吴国镛拟稿。
赵启霖事后记述说：光绪三十有二年，诏以孔子升大祀……方大祀之命下，启霖时在谏垣，疏请以王氏夫之、黄氏宗羲、顾氏炎武从祀。又回忆当初从祀时的争论：礼官议从祀，抗疏纷抵触。[19]《法部尚书戴鸿慈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4—5 页。但是，他回避了三儒著述与革命思想的关系这个敏感话题。
[70]但三儒从祀与立宪有关，当时即有论者观察及此。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是无论当权者，还是一般官僚及士人，对于清廷立宪的诚意和前途都有诸多疑虑，还有不少人或者出于学术立场、或者出于利益驱动，对立宪及其他各类新政措施持反对态度，改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向的阻力，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35]对于黄宗羲，胡思敬直斥为杂霸之学，《明夷待访录》图穷而匕见，揉箠而骂主人，情非得已，意实无聊……故作此诙奇诡谲之辞，以开后代革命流血之祸。[46]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均有说帖赞成三儒从祀，而此次又随同画诺，这本是履行当时的正常程序，不能将他们认定为所谓主驳派的成员。
（10） 内阁中书马士杰。郭曾炘说得很明白：迩者纶音迭下，宪政纲要次第颁行，君上有统揽之治权，臣民亦有各尽之义务，务扫历代相沿之弊政，建万世一系之洪基，该故儒所谓三代可复者将验于今日……似不宜拘牵俗论，以议礼聚讼之故，而有出令反汗之疑，于宪政前途致多阻碍。
